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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学史料集萃—中国现代史卷下(1978—至今)

鲍鹭滨老师史料汇编团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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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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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鹭滨老师,任教于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厦门市骨干教师。从教20年,长期在高三毕业班任教,有丰富的高三备考经验。曾在省市各级教育教学技能比赛中获奖,参与多项省市教研课题,多篇论文发表于CN级教学刊物。作为主编的教学论著,《厦门六中素质教育课改研究丛书——中学历史史料教学集萃中国古代史》(上下卷,ISBN 978-7-5459-1793-2)已经在2020年12月中旬正式出版。

中国现代史分册史学材料汇编下卷参考文献

第五章? 改革开放探索时期(1978—1992

第一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改革风云(1976~1990)》,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美] R.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内部发行),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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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中全会定航向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改革风云(1976~1990)》,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著 徐尧 李哲民 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内部发行),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

[美] 徐中约 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8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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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产承包兴三农

新华网:《小岗村的四次红手印:从生死契约到挽留致富带头人》

[美]费正清 著、张沛 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赵德馨 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改革风云(1976~1990)》,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中约 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8月第2版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美] R.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著 徐尧 李哲民 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第三章,中信出版社

吴敬琏,马国川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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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城市体制初转轨???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赵德馨 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76~1990)卷四—改革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美] R.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 徐尧 李哲民译:《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晓波 著:《激荡四十年——中国企业(1978—2018)》,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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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层次重点渐开放???

费正清 著 张沛 译:《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著 徐尧 李哲民 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中信出版社。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76—1990)卷四改革风云》[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吴晓波 著:《激荡四十年——中国企业(1978—2018)》

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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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外交谱局新篇章???

黄庆 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美]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1976—1990)卷四改革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王玉贵 朱蓉蓉主编:《中国当代史教程》,群言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增订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04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1976—1990)卷五世纪新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中国外交3.0版: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赵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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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科教兴国新气象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四:改革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马克垚 主编:《世界文明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五:世纪新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欧阳雪梅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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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民主法制新台阶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何沁 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世纪新篇(1990~2002)》,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丽霞《新中国法治70年:历程、轨迹与展望》,载《学习时报》,2019-09-23

陈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治建设历程》,2019-10-13 10:42

汪习根《法治中国建设的三层解读》载《人民日报》,2013-08-09

柯卫《论谱法中的公民意识培养——“秋菊的困惑”引发的思考》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4期。

何勤华《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载《中国教育报》,2014-12-05

陈红英《“法治中国”语境下社会法治精神的重构——以“信访不信法”、“唯权不唯法”为切入点》,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杨伟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载《时事报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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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1992—至今)

第一节 ?南方谈话续新航

《邓小平文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370-383

郑谦主编;陈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2-200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3页。

查理德·伊文思著 田山译:《邓小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雍涛:《“南方谈话”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探索》2002.2。

卢国琪:《论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3。

肖贵清《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3。

赵凌云《“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李正华《邓小平 “南方谈话” 的理论贡献、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岳鹏、屠火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蕴》《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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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场经济深发展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五世纪新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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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国两制港澳归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第一卷,2014年10月第1版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1993年8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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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复关入世迎挑战

杨启善:《关贸总协定与复关对策研究》,北京·中国标准出版,1993年版

薛荣久:《国际贸易》,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五),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版

陈继勇:《中国入世风云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张学兵:《紫光阁》,2011年第11期

南方网:《大连干部学刊》,2011年第12期

赵卜慧:《中国入世承诺法律条文解释》,北京:中国民法出版社,2002版

曹明:《中国加入WTO对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载《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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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特理论兴国邦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四:改革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五:世纪新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韩振峰,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历程》[J],新湘评论. 2012,(19):33-35

金民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逻辑》,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J],2017年11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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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精神文明硕果丰

欧阳雪梅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四:改革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级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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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改革开放风俗变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五:世纪新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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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构建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关键词(2019版)》,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及新时代意义》? 来源:中华魂作者:王立培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来源:求是网作者:陈向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视角》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同新

《天下情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高飞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源:经济日报作者:李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时代意义与价值》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卢黎歌 吴凯丽

《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来源:科技智囊作者:黄金新 杨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行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存刚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来源:红旗文稿作者:黄平

多国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重要讲话2020-09-22来源:新华社(参与记者胡晓明 胡晓光 白林 李碧念 郭骏 陈俊侠 凌馨 刘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视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同新

《中国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严瑜)

《将亚投行打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来源:求是网作者:求是网评论员

《应对全球突发事件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彭雪华 崔发展

《积极促进国际减贫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源:求是作者:齐玉

《在全球抗疫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08-1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杨波

《“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者:何星亮、马峰播报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来源:解放军报作者:蒋文玲

《全球抗疫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性》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郑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2020-02-26来源:红旗文稿作者: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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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汇编参照人教版统编历史教学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例,以通史体例进行编撰,分为上卷(1949—1956)、中卷(1956—1978)、下卷(1978—至今)三部分。本资料可以用于教学备课、命题,也可以作为提供给学生做史料阅读拓展之用。

订购说明:本电子稿采取会员制管理,各位有意向订购请在付款后联系鲍鹭滨老师发送相关资源。

鲍鹭滨老师联系方式:QQ1124860288(加好友请注明园地网站订购中国现代史汇编资料,注明哪一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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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为中国现代史分卷下,内容涵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涉及新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稳定提升,国际影响力日隆,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积极为人类文明和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内容包括第五、第六两章,共16节内容,约50万字。

目录

中国现代史分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材料汇编

1949——21世纪初叶)

下卷?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8—至今)

? ????????????????????????????????? …………001—005? 编辑:鲍鹭滨

第五章? 改革开放探索时期(1978—1992

第一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 …………006—025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二节? 三中全会定航向????????????????? …………026—067?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三节? 联产承包兴三农????????????????? …………068—122?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四节? 城市体制初转轨????????????????? …………123—165?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五节? 层次重点渐开放????????????????? …………166—202?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六节? 外交谱局新篇章?? ???????????????…………203—243? 编辑:杨小霞

? ? ? ? ? ? ? ? ?第七节? 科教兴国新气象????? ????????????…………244—283?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八节? 民主法制新台阶????????????????? …………284—296? 编辑:鲍鹭滨

第六章?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1992—至今)

第一节? 南方谈话续新航????????????????? …………297—338? 编辑:杜 ?

? ? ? ? ? ?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深发展????????????????? …………339—401? 编辑:鲍鹭滨

第三节? 一国两制港澳归????????????????? …………402— 447? 编辑:沈海财????

? ? ? ? ? ? ? ? ?第四节? 复关入世迎挑战????????????????? …………448—472? 编辑:董 ?

? ? ? ? ? ? ? ? ?第五节? 中特理论兴国邦? ????????????????…………473—501?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六节? 精神文明硕果丰 ?????????????????…………502—546?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七节 ?改革开放风俗变????????????????? …………547—570? 编辑:鲍鹭滨

? ? ? ? ? ? ? ? ?第八节? 构建命运共同体????????????????? …………571—642? 编辑:王 ?

? ? 社会主义新时代? ? ? ? ? ? ? ? ? ??…………643—663 ?编辑:鲍鹭滨

精彩书摘

第五章? 改革开放探索时期(1978—1992

第一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

史学材料导读:从徘徊中的两年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的顺利环境下开始的,相反,倒是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迈出它的第一步。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以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矛盾实在太多。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人民急切地期待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这条路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怎么走,开始时并不是很清楚,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一致。因此,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有过两年在徘徊中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改变了这种徘徊局面,明确地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以后,又经过三年多实践中的探索,终于在中共十二大明确地得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月第1,第二十二章,第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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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史学材料研读一:揭批“四人帮”,提出“两个凡是”方针

史学聚焦1揭批“四人帮”的局限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部署和开展“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并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但为了求得局势的稳定华国锋采取了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全部继承和维护的做法,并由此提出了“两个凡是”,作为指导中国继续前进的方针

1976107日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在讲到稳定局势时,对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框框,作出了限制,认定“四人帮”的实质是极右,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此,只能批判“四人帮”的“右”,而不能批“左”,更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涉及毛泽东的歪念错误,他一再要求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

197612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发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部署了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一部署,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均辟转班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刊登揭批“四人帮”的文章。随后,“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和《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也相继下发。全国上下迅速形成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不过,当时看似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实则被严格限制,处处掣肘,进展艰难,先是被要求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继而又对规定只能批“极右”。而不要批“左”,因为“四人帮”的实质被认定为“极右”。1225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为揭批“四人帮”作了动员,又为揭批“四人帮”定了调子,划了框框。华国锋在讲话中说:“他们(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底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当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后,华国锋又宣布:中央确定,揭批“四人帮”,重点应放在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守住必须肯定“文化大革命”这条界限,因而也不能触动党的九大、十大的错误。

19771月,理论界开始要求突破上述限制,提出要对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进行点名批判。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极左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影响很大,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混乱。可是,当《红旗》杂志就此问题请示中央时,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人汪东兴却批示:不能点名,这两篇文章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结果,人们只好在批判形“左”实右的名义下,批判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谬论。

不过,尽管如此,人们对“四人帮”的批判还是在逐步深入,向前发展,并不断地冲破限制。

与此同时,全国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了普遍的清查,对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坚决给予揭露并进行审查,对各级领导班子逐步进行调整和加强。从19771月起,中央陆续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省的领导班子采取组织措施,任命安平生、任仲夷、宋平、万里等一批同志分别担任这些省的主要领导,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对帮派体系的清查。对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部门,党中央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1976108日,中共中央成立由耿飚负责的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19773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校长。37日,中央决定并发出通知,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改革风云(19761990)》,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4月第1版,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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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材料:华国锋主持对“四人帮”的揭批清算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从危难和挫折中得到拯救。人们怀着一场激动的心情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热情地准备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去。可是,十年动乱留下的后果太严重了,整个国家百业待兴,问题堆积如山,思想也很混乱。应该从哪里起步?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揭批“四人帮”,一件是初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所说的“抓纲”依然是指60年代以来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它的具体内容已有差别,主要是指揭批“四人帮”,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消除“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流毒。这在当时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是,“四人帮”和一批骨干分子虽已被隔离审查,北京、上海以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局势虽已迅速得到控制,但他们多年经营的帮派势力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如果不认真清理这些人,发展国民经济便难以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进行。在极少数仍被“四人帮”余党把持的放,局势依然混乱,武斗尚未停止。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在各地区、各部门进行深入细致的清查工作,把“三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清理出来,特别是不让他们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清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摧毁了“四人帮”残留的政治实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各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恰当,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长期使人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且始终保持着社会的稳定,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和混乱。19782月,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就全国范围来说,清查工作基本上胜利结束。”(《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月第1版,第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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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聚焦2“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就,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首先要结局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总觉得,仅仅3年时间,政治局委员已经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在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无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有合法的外衣,占据他的位置。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又在位,并且领导组成了反“四人帮”的阵营。107日,中共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但权力却要更深的根基。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传给他的遗产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在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联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的尊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华国锋毫不怀疑毛继续对自己具有重大意义;他,可能还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要把对毛这个国家的持久不变的影响力镌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的象征意义:毛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6—407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况且,对毛个人崇拜的维护为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如果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法是极为需要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

——摘编自 []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月第1版,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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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材料1

在揭批“四人帮”中,广大干部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纠正“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要求。这种要求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希望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实际是要求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是要肯定以19764月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纪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1012日,胡耀邦在托人带给华国锋的信中表达了当时的人心所向:“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三天后,1016日,李先念就今后的工作征求陈云的意见时,陈云明确提出: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

由于华国锋在打招呼会上强调的精神,《人民日报》虽然从109日到14日,先后四次出现了“批邓”的版面,但其中的文章和报道都不过时粉碎“四人帮”前积压的稿件。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后,已极少有人再写“批邓”文章,《人民日报》也未再组织此类稿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根本进行不去下了。不仅如此,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还很快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整理成调查材料报送中央,揭露了“四人帮”在事件报道中是如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制造错案的。

然而,10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根据这一指示。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也提出要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的宣传方针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希望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方面来。在一段时间里,报刊刊登的批判文章仍继续使用着“文化大革命”时的谣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等。同时,对华国锋的颂扬,也出现了不少过誉之词,承袭了过去个人崇拜的做法。

但是,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呼声依然十分强烈地表达着。1977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的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同时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罪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且对压制群众的某些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强烈批评;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也表示了不满。

这种情况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央应当进一步表明态度。19771月,中央的写作班子为华国锋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根据他197610月对中央宣传部的指示精神,在121日写成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来会议推迟召开,决定先发一篇社论,以作准备。于是这份讲话稿在稍做加工后,经汪东兴审定、华国锋批准,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197727日公开发表。这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史称“两个凡是”)的方针。

3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会前,他特意向各组召集人大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会议前夕,陈云、王震、胡耀邦、姚依林等一批老同志商议,一定要在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陈云为此专门准备了书面发言。(《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3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王震也在会上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讲出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呼声,得到不少与会同志的赞同。但由于同“两个凡是”方针向抵触,会议简报组在整理陈云发言时只搞了一个“摘要”,并解释原因是“因为有些话同华主席讲话的口径不一致”。陈云当即表示:“要登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没登简报。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简报,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内容也都被删去。尽管如此,陈云等人的发言还是不胫而走。

3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比较明确地表述了他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粉碎“四人帮”后五个多月的情况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的决策和措施,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就是继承了毛主席的遗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要通过抓阶级斗争,实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讨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大家知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关于1976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今年1月间,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中央作了妥善的安排和处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但是,有极少数人却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矛头不对,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这番话既表明了他的“两个凡是”的主张,又暴露出“两个凡是”本身的错误和自相矛盾:既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停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又要坚持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既要维护毛泽东同意的批邓决策,又不能不同意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既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总之,逻辑上讲不通,人们的疑问和抵制反而更多了。4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鲜明地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524日,他在同两位同志谈话时,再次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有力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为此,华国锋只能绕开矛盾,希望通过对毛主席旗帜的维护和宣传来扭转人们的注意力

4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发行。第5卷里虽然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的著作,但也有不少带有“左”倾错误内容的文稿。而华国锋于51日为第5卷出版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却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央在4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决定中也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对《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学习和宣传也集中在维护这个理论上。

通过上述方式,不仅增加了“两个凡是”的权威性,使之成为指导性的方针,而且还表明了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对于今后中国走向所持的态度。这就是: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不管是揭批“四人帮”,还是平反冤假错案,都只能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旧要按毛泽东晚年设想的轨道前进。从而给解决广大干部群众提出的迫切要求,给亟待开展的拨乱反正,划定了一个禁区。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改革风云(19761990)》,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4月第1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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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材料2“徘徊的两年”提法的具体内涵

说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指它虽在“徘徊”,但比起过去是“前进”的。为什么又说它在“徘徊”呢?因为当时在领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两个大问题,对中国的前进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第一个问题:在根本指导思想上还没有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受着严重的束缚,不敢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1977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集中体现和宣传了这种错误主张,它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既然毛泽东作出的一切决策和一切指示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好,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评价也好,都得始终不渝地维护和遵循了;只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或点头而做出了的事,都不能触动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的就是这种思想。这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华国锋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依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报告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是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灿光辉。”(《人民日版》,1977年8月23日。)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和一些领导人仍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呢?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样分析:“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617,618页。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便无法走上一条成功的新路,便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当时有这种思想的并不只是华国锋一个人。因此,要冲破这个障碍十分不容易。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工作方面。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处在异常兴奋的精神状态中,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摩拳擦掌地想大干一场,把被耽误的时间夺过来。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性增长,又使不少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快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看有利条件多,看困难和问题少。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工作中再次发生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

这仍是“左”的错误,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一再出现的顽症。在197612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但未能认真考虑客观实际的可能,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无法实现的高指标。19771月,国务院又要求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5月,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讲话,把这两次会议称为“是力争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预言:“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77年5月13日。

这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提出:“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结束的现代化,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亿斤,钢产量达到1.3亿吨。”(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1977年11月15日。)随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对它进行讨论,并由中央将《汇报要点》转发全国。

19782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按照10年规划,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从1978年到19858年间,我国产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4.5%,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10%以上。这8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这8年,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会后,各部门、各地区纷纷筹划此后八年的新的“跃进”,提出许多无法实现的高指标。

要求加快发展,本来是好事。问题在于,这些主张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经济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较突出的,一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需要重新调整过来,达到基本平衡;二是人民生活方面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欠账”需要逐步解决;三是被严重打乱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管理工作需要重建和整改;四是经济增长不能缺少的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做好准备。如果对这些都置之不顾,单从人们在粉碎“四人帮”后那种普遍的兴奋和热情出发,想靠“革命加拼命”,就要求国民经济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它的后果必将出现的新的大起大落。这样的痛苦教训,以往已经够多了。这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修整,就要他跑步前进,没有不摔跤的。

好在当时所说的“全面跃进”大体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设想,没有也不太可能全面付诸实施。在这两个问题中,比较起来,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前一个问题,也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后一个经济方面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得放在下一步。只有前一个问题解决了,把“左”的指导思想扭转和纠正了,后一个问题才有可能顺利而妥善地得到解决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月第1版,第786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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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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